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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说]
作者:孙晓飞(古都研究学者，著有《繁荣与衰落:帝国三千年资本变迁史》等著作)
古都研究是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古都学。著名历史学家施念海先生将这门学科定义为“研究中国古都的形成、发展、萧条或消失，或转变为新城市的科学。”在这个领域，有无数的人，无数的作品。不仅二三子可以称之为巨子，笔者认为施念海先生还是可以称之为领袖的。
弟子兼师父王先生，名声大振。在地理和历史研究领域，他见解深刻，享誉世界。王先生倡导的古都学逐渐成为显学，在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辅助作用。
中国古都与文化史念海著重庆出版社。
施念海先生说，“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有过许多王朝或政权的兴亡。每个朝代或政权都有自己的首都，有的不止一个。这些都城的存废可以反映出各自朝代或政权的一些特征，如政治的盛衰、经济的盛衰、社会的变迁，甚至国运的盛衰。这是因为京城是一代人的枢纽，五地分散，从中可以了解到全国的情况。认识和研究都城，有助于我们研究历史。”
如其所言，他的代表作《中国古都与文化》畅销20余年，堪称该领域的入门级秘笈。这次又被重庆出版集团出版，还是学界之福。
史先生的贡献之一是，他不仅把古都的创建和破坏的原因都勾了出来，而且把从古代到民国各种政权所立足的地方都列了出来。比如陈胜修建的张楚都城，就位于河南淮阳。虽然死于六月，却名垂青史。楚都徐台，由楚怀王之孙熊心所建，位于今江苏盱眙县东北部。政权虽然只维持了三个月，但由于曾经有过首都的名号，也在施念海先生的作品中留下了印记。
在史念海先生的著作中，各种都城都有，几乎无一遗漏，对农民起义建立的临时政权设立的都城一视同仁。难能可贵的是，周边民族建造的都城也一一列出。都城的名称和建立时间都有详细的说明。
从周代开始，根据统治的需要，都城形成了双都制，副都为伴都。施念海先生还专门辟出一节来阐述。
不仅如此，史念海先生还对多如牛毛的都城做了编年考证，如建都一千多年的Xi安；追溯到民国时期，北京作为首都已有近千年的历史。
石念海先生的这本书，复杂又简单，复杂与简单恰到好处。其简括描述清晰，众多描述涵盖方方面面，对古都作了大量研究。
比如唐代的李芳制度，写的墨多了，就成了章。其中“唐代长安外郭城街巷变迁”一节，对唐代长安外乡村的情况进行了全景扫描。“李芳有官署、寺庙、院落、园林，编者误也在其中。”史念海先生不仅根据文献提出了诸如“为便于维护，每个广场周围都有围栏，与都城周围的郭城相同。这种墙俗称方墙。唐·姚辉《大街小巷》卷86，载《贞元四年二月诏》一文，曾提及京师街道的城墙。白行健《李娃传》亦称李园，是安宜坊东门以北的李园。”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还引用了唐城发掘队的当代考古研究，“证明李芳确实有方墙。”石先生是一位扎实的学者。他当然知道，在古代社会，任何条例都有侵入者。所以他也引用了相关资料来证明确实有违法的人自己开的门。“当时虽然规定了不凌驾于教义之上的人和巷中独一无二的人不允许随便打开自己的大门，但还是有很多人没有遵守这样的套路，引起了有关官员的注意，甚至惊动了皇室”。自行开门是指内车道做的控制铁板被擅自打开了。正是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约束的冲击导致了一批这样的违法者。这一尝试也启发了宋朝突破了居所空的限制，创造了相对自由的市场格局。
石念海先生指出:“这些资本在演变过程中是有一定规律的。中国古都学不仅研究这些古都演变的过程和现象，而且研究它们演变的规律，并研究出这些规律作为当前建设的参考。尤其是在古都旧址上改建扩建现代城市，也存在着传统与创新的关系。”
前人造山，后人修路。虽然中国的古都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留给后来者的研究空依然巨大。
在帝国空建设初期，城市是生产力和文明发展的主导标志。就早期中国而言，“资本”是一种与宗教意识密切相关的宇宙想象。随着宗教观和政治权力及统治模式的演变，其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变化。
比如春秋时期，“都”只是一个很狭义的城市用语，君主住的地方叫国，大夫住的地方叫都。在宗教和文化层面上，“首都”的内涵还包括医生和贵族居住和埋葬的地方。根据对春秋时期墓葬的研究，医生死后葬于城中，大概离其故居不远。离开这种宗教观点的其他形式的“城市”可能就不叫“首都”了。
到了战国时期，“都”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演变，从先民居住的地方到祠堂所在地，直到战国末期，秦成为皇帝居住的城市。《左传》对“都城”的定义是:都城就是都城，祠堂里有族长就叫都城。
以秦魏为例。随着秦朝的不断发展，其建筑形式也从“重太庙之器”向“重皇权”转变。从城市的布局空来看，已经呈现出从以祠堂为中心的体系向以宫殿为中心的体系过渡。嬴政建都咸阳时，为了突出皇帝的权力，皇宫成为首都中心，而祠堂已经降为次要地位，放在南郊。
汉朝以后，人们不得不给“都城”起一个新名字:都城，君主居住的地方，大家居住的地方。直到汉惠帝在长安城为汉高祖建了祠堂，建了市场和冰室，然后修了内墙把宫殿、祠堂和市场围了起来。
所以，从词源学的角度，回过头来看“都”这个概念，我们还是有疑问的:西周和商代天帝居住的地方，是否可以称为“都”。汉魏辽金时期，首都的政治、军事、文化功能与战国时期不同。以辽国五都为例。除了以北京为政治中心外，其他四都只是方便控制，只有北京之名，但并不都是真实的。
那么，所谓古都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皇帝的住所，还是保卫首都、分权治理的城市，就需要进一步界定概念，进行透彻的研究。“都”虽然使用广泛，但有时并不是对方首都，有些“都”只是城市的不同名称。
史念海先生在《中国古都与文化》一书中说，“在都城，人那么多，林那么多，不整齐划一。”他的话很好。古都之学，诚如王先生所言，期待后继者打磨沙石，详加考证，分类为民之便。
关于施念海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王社教先生的评论与作者的内心息息相关。王先生“发起并创办了中国古都学会，形成了一支稳定的学术队伍；创立了中国古都学，奠定了中国古都学的理论基础；坚持‘服务世界’的学术理念，指明中国古代都城研究的目的和方向；总结和概括了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规律，推动了中国古代都城研究的发展”。
希望后来者，以施念海先生为旗，从研究古都到研究文明，学习一套“中国经验”，让断壁残垣的每一处价值都可以夸耀，永远辉煌。
光明日报(2021年11月29日第15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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